jomo design 的设计第一次展出在设计上海的限量馆，一个小展厅，地上只够摆大概 5 张桌子，其他桌子直接把腿拆下来挂在了墙上。这些桌子基本是蓝色或者绿色的，有细密的条纹，有点像一片芭蕉叶，隐约能从上面切割出的比木地板更细的纹路判断出是木材。

　　两个设计师，jonas merian 和 moritz spielberg 一直站在展厅里，通过翻译向人解释说这是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木头，来自上海老城区康定路。

　　这些木头本身就带有颜色，而他们用了拼贴的手法将木头一片一片拼上去，最后倒上了一层环氧树脂将木材固定以及保护起来，就像是制作琥珀。

　　老木头下面还有一层 5 厘米厚的实木，而上面的一层树脂就像放大镜，可以让人仔细看到木材的状态，黑斑、掉色的样子，在树脂的保护下清晰却精致。不少人都没有认出它是木头，更没有意识到这是旧物改造。

　　他们一共挂出了 11 张桌子，最大的一张 1×2m 的长桌，售价 8 万，最小的直径 35 厘米的圆桌，售价 1 万。展览结束时，他们卖掉了其中的 4 张。

　　jomo design 的工作室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婚纱摄影基地里，其实原本是个仓库。园区里到处都是借景拍照的人，还有不少设计团队在其中，包括同济大学教授袁烽的五维茶室和吱音团队的设计工作室。

　　采访的那个下午，jonas merian 正在工作室里做他的康定路系列第 12 张桌子，他刚刚将切割好的木材拼在一个圆形的框里，准备要倒树脂。这张桌子与其他 11 张的纹路并不一样，他笑着说，“所以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　　jonas merian 是一个光头的瑞士人，来中国 10 年。之前是假肢修复专家，跟着红十字会去了一年多朝鲜，后来到了中国。2009 年，他放弃了在冰岛假肢公司担任亚洲区技术总监的工作，想要过自由的生活或是离开中国。

　　“我不用再听老板告诉我该做什么，唯一的老板是我自己。”他说。

　　他和一个中国女孩 nina 结婚，一起搬到了这个 200 平方米的仓库。nina 几乎和他同时辞去了工作，之前她在同济大学下属科技部艺术中心做事。两人一起搭建了 loft 办公室、摄影棚和家。

　　第一次改造仓库花了大概 10 万，jonas merian 说，“为了省钱，我们用了一幢拆迁房里的二手砖块和木地板。”仓库里的家具基本都是用旧的东西改造的，倒是激发了他继续改造下去的兴趣。jonas 和 nina 将改造过程的视频记录了下来放到网上，半年后有不少媒体找他们采访，将他们的生活形容成“乌托邦”。

　　他们两个人其实都有些试试看的心情。《纽约时报》在 2014 年 5 月报道了他们的生活方式，那时的 nina 流露出了一些担忧，他们每个月需要支付 7500 元的租金。

　　jonas merian 喜欢用旧的饼干铁罐做旧物改造（upcycling），这些盒子每一面都有着中国式的广告图案，类似于嫦娥、洋娃娃这样的形象。他说他从一个专门到中国农村搜集旧物的人手里买到了这些，在上面装了 led 灯泡或者直接用来做书架等家具。然而铁罐本身的形状并没有做多少改变，上面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因掉色和磨损而来的黑点。在他的工作室，不同样式的旧铁罐至少有 100 个。

　　工作室里还堆上了各种旧物改造的小东西，比如将圆铁盆直接用来做咖啡桌面、轮胎用来做椅子、铝水壶用来做吊灯。他倒也正经地做过几件大的家具，却喜欢保留材料本身的原始和粗糙。长木桌是直接用几个不同材质、颜色和形状的木头钉在一起，每块之间有缝隙，边角也没有磨平，让桌子显得粗狂而有性格。

　　这些旧物改造后的东西并不便宜，普通的饼干铁罐灯售价 580 元一个，长桌大概 3 万。

　　在北京、上海的一些设计店里，类似的旧家具大部分是从二手市场或旧的房子里淘来的，原本的形状完整，设计师只是做了清理和修复的工作。如果要利用旧家具做出新的风格，则会结合其他材料而不是改动家具本身，比如安福路的设计店 brut cake 将旧的桌椅和手工缝制的夏布结合，创造出符合品牌特征的产品，而家具只是夏布的承载。

　　jonas merian 将他的旧物改造放到了etsy、安福路的小商店等地方出售，每年会去上海、台北、杭州等地方参加市集，跟参观的人们直接沟通。他慢慢意识到买这些灯和家具的也都是外国人，有外国客人买了一个收音机后告诉他觉得非常酷，还有人专门定做桌子，“只有极少中国人买我的东西，对中国人来说我的东西太粗糙了（rough）。”

　　他自己总结了其中的原因，“一方面你会觉得我卖的很贵，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它是廉价的，这是不值钱的垃圾，应该扔掉它。这些饼干铁罐其实有很好的质量，它们已经存在了 40 多年，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们。我让它们有了新的用途，保护了其中的历史，它还可以使用很多年。”

　　但除开价格外，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旧物改造这种形式不被认可，“中国有很多做手工艺的设计师，却没有多少人做旧物改造。”

　　另一个设计师 moritz spielberg 也认同这个看法，“在美国或者欧洲，人们也许不是做旧物改造，但会重复利用旧的东西，年轻人从爷爷辈的手里继承家具，或者去买二手家具，旧的家具不是放在仓库里的，而是真正去使用。但在这里更普遍的做法是扔掉它们。”

　　moritz spielberg 在 2013 年杭州的一个市集上认识了jonas merian，他是一个接受过专业木工训练的德国人，比 jonas 更内敛。来中国前以为这是一个有很多工作机会的地方，来之后很快意识到，“所有东西都围绕着时间和钱，节奏非常快。”他尤其吃惊的是这里的更新速度，几年后不少商店和建筑又推倒重来，即便是故宫这样的传统建筑，却也有很多新建的痕迹，“这里对设计本身的思考很少，只是在乎不停的做东西，然后展示给人们”。

　　但快速的另外一面是东西做成的时间也变快了，在欧洲，做同样的东西要花费长得多的时间以及更高的成本。moritz 和 jonas 都有一种辩证的思想，总是有好和不好，但对于家具制作和寻找材料，上海都是能让他们继续待下去的地方。

　　当时，丹麦的布料品牌 kvadrat 在全球邀请了 22 位艺术家或设计师用 kvadrat 的布料设计作品，他们就和另一个在上海交大留学的德国人 ana schönberger 一起制作了一把高 2.5 米、宽 4 米的扇子。扇子的基座和骨架是老房子拆迁剩下的木材，扇面则使用了 kvadrat 的 divina 面料，也是拼接的手法。特别在于扇子两面的颜色是不同的，一面是棕绿蓝灰搭配，源于北宋画家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所用的色彩，另一面是蓝绿紫灰搭配，源于达·芬奇《蒙娜丽莎》的色调。这把扇子曾去米兰展出，现在还在他们的工作室里，“可以用来做舞台布景和屏风”。要出售它显然不容易，它造价昂贵，又有更多更实用的家具替代。康定路系列其实也能看到类似的影子，有旧物改造成分，加上了中国元素和现代艺术。

　　moritz spielberg 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旧的木头，他看到 jonas merian 的旧物改造之后就意识到上海有机会做更多的东西。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老街到处转，找那些拆迁房中不要的木头。2015 年年底，他在静安区的康定路看到了一个专卖旧木头的地方，很熟练地掏出钱，挑了其中蓝色绿色的木材并运到了工作室。它们来自旧房中的地板或门板，一捆 2 米长的木条大概有 10 根，售价 150 元。

　　“在欧洲很难找到这样的木头，老的建筑都被保护起来了，你不能进去破坏它们。在 1960 年代还有很多建筑拆了重建，但现在已经很少了，如果找到也将会非常昂贵。这种来自地面、墙面和天花板上的木头是非常罕见的。”

　　而康定路上木头的颜色是他非常惊喜的，因为被重复刷过，木头上有大概 3 层颜色，而经过长时间的使用，一些里面的颜色会跳出来或与表层有不同程度的融合，类似于油画颜料，很有层次感。因而他们最终将这套桌子系列取名为“康定路家具系列”。

　　“我想让它的表面与原先不一样，于是在上面倒树脂，然后我意识到效果很漂亮。”moritz spielberg 称。

　　新的系列更加依靠材料本身的颜色、纹路和装饰性，更精细，与 jonas merian 自己原本做的旧物改造很不一样，却是他心里想发展的方向。他基于自己的市场经验和观察讨论了一个更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设计，“我们决定做更加光滑、梦幻、精细、颜色亮丽的东西。”

　　他们为此独立了新的品牌 jomo design ，名字源于jonas merian 和 moritz spielberg 的合称。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学习的组合，jonas 来中国很久了，了解市场，有丰富的做手工的经验，而刚到中国不久的 moritz 则拥有专业性。

　　去“设计上海”展出家具是一个实验，实际上当初答应参展时，他们打算用另外的作品，那时甚至都没有找到康定路的木头。事实证明，新的系列让很多人喜欢，有人买走后直接作为艺术品挂在墙上，这让他们觉得非常骄傲。“你需要解释这是来自康定路拆迁房的老木头，当他们知道后，会更加兴奋。”

　　“设计上海”结束后，他们又带了两套桌子去了南京西路的现索设计展。不断地有人向现场工作人员询价，在展出的一周后却没有卖出去，现场的工作人员称，“大家都很喜欢，但就是太贵了。”

　　然而价格始终是他们不肯让步的，因为前期的实验，制作一张桌子大概花费了 1 个月的工作日，光将木块粘在一起就费了 60 个小时，“我们尝试过快一点，但效果并不好”。jonas merian 认为他自己原本做的木桌卖价 3 万也能卖出去，新的系列聚集了两个人，而且“更贵和贵没有多少区别”。

　　作为一个新的品牌，“康定路家具系列”多少给了他们继续做下去的信心，他们也从中看到了弊端，手工制作花费的时间和成本太多，高昂的价格使家具很难出售。他们打算在下一个家具系列中与工厂合作，可以实现复制和量产，降低价格，然后面向大众，并更好地卖出去。他们已经找到好的合作工厂能确保质量，“我们不一定再用旧木头了，想做不一样的东西。”moritz spielberg 很肯定地说。